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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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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过对我院医务人员不良事件报告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 希望能够提出合理、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以提高医务人员参与不良事
件报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选取临床科室15个、医技科室3个、行政科室5个纳入本次调查, 其中临床科室分为内科病区4个、外科病区4个、门诊科室4个、其他科室(急诊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 3个。调查对象为被调查科室当天所有在岗的医务人员。

1.2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专家组讨论、预试验设计调查问卷, 采取培训调查员、无记名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在调查员监督下完成问卷填写等方法进行质量控制。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
的基本人口学资料, 对不良事件报告制度的态度及知晓情况,近1 年发生、发现和处理不良事件的情况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其主动报告行为等。

1.3 资料处理方法

利用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利用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一般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 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医务人员的一般情况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323份, 回收有效问卷321份, 有效回收率99.4%。24 个调查科室的321名医务人员中,性别分布: 男性占11.5%, 女性占88.5%; 年龄分布: 30 岁以下占38.6%, 30~39 岁占31.5%, 40~49 岁占25.2%, 50 岁及以上占4.7%; 学历分布: 高中或中专占8.1%, 大专占40.2%, 本科占38.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13.1%; 工作岗位分布:医生占36.1%, 护士占50.5%, 医技人员占9.6%, 行政管理人员占3.7%; 职称分布: 初级占45.5%, 中级占40.8%, 高级占13.7%; 职务分布: 科主任占4.7%, 护士长占8.1%。上述情况与医院人力资源情况基本相符。

2.2 医务人员的态度

85.9%的医务人员认为我院实施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对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具有促进作用。在发生或发现不良事件时, 83.2%的医务人员表示会主动报告。经卡方检验,
医务人员的态度对报告意愿有显著影响(χ2=26.224, P=0.000<0.05)。

2.3 医务人员的知晓情况

10.3%的医务人员不知道我院实施不良事件报告制度,4.4%的人员不知道不良事件的定义, 43.4%的人员不知道报告程序, 56.0%的人员不能准确回答出不良事件报告制度的原则。经卡方检验, 医务人员的不良事件报告定义、制度实施、原则知晓情况对其报告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但报告程序的知晓情况对其报告意愿有显著影响(χ2=16.426, P=0.000<0.05)。

2.4 医务人员的培训参与情况

仅有65.7%的医务人员参加过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培训,且其培训参与情况对报告意愿有显著影响(χ2=27.517, P=0.000<0.05)。经卡方检验, 不同年龄、职务的医务人员之间培训参与率存在显著差异, 低年龄组人群培训参与率较低,科主任、护士长培训参与率明显高于无职务人员,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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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良事件的发现及处理情况

101 名医务人员近1年曾经发生或发现过不良事件, 占调查总人数的31.5%。其中, 只有42人参与医院不良事件报告, 占调查总人数的13.4%, 占发生或发现人数的41.6%。在处理不良事件时, 88.9% 的人会报告科主任或护士长,51.4%的人会报告职能部门协调解决, 32.7%的人会请同事帮忙, 27.3%的人会自己采取补救措施。经卡方检验, 不同年龄、学历、工作岗位、职称、职务的医务人员之间不良事件报告率存在显著差异, 低年龄组、大专学历、护士、初中级职称、无职务人员报告率相对较低。不同类别医务人员的不良事件报告情况见表2。

2.6 医务人员参与不良事件报告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将影响因素分为个人认知、医院环境和报告系统设计三个方面。结果显示, 影响不良事件报告的主要因素在于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识不足(70.4%)。医务人员
参与不良事件报告的影响因素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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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建议

3.1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提高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知程度

医护人员对于医疗不良事件报告有足够的认识和正向态度是成功报告的关键[1]。Rich Suwanski[2]指出: 许多专家曾认为医务人员通常害怕承认错误, 但近年来, 随着患者伤害事件范围的变化, 问题已经演变为医务人员不知道哪些事件属于患者伤害。本研究表明, 对不良事件报告制度的作用持积极态度的医务人员会更加主动地参与不良事件报告, 且个人认知程度是参与不良事件报告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 我院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的认知程度却存在明显不足。医院虽然通过文件制度下发、中层干部会议和全院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但是仍有1/10 的医务人员不知道我院不良事件报告制度的实施, 近一半的人员不知道报告程序, 而报告程序的知晓情况直接影响着其报告意愿。此外, 年龄、学历、职务、职称较高的医务人员不良事件报告率相对较高, 这与Evans 等[3]的研究中低年资医生和高年资护士报告比例相对较高的结果略有不同。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的教育与培训, 提高其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知程度, 特别应针对重点人群如低年龄组、初级职称和无职务人员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3.2 合理设计报告系统, 多举措提高医务人员的填报意愿

一个设计合理、功能发挥良好的报告系统不仅能够改进医疗质量, 而且可以提供一个供医务人员讨论和分析不良事件的平台, 增加其工作满足感[4]。本研究结果显示, 被调查者会因为报告程序复杂、报告表获取不方便和填写花费时间等原因而影响其报告行为。医院可以依托信息化建设进一步简化报告程序、缩短报告表填写时间, 科学运用分级分类分析法及根本原因分析法,组织具有临床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的专家参与事件评估, 对报告事件进行及时反馈并积极改进, 不断提高报告者的填报兴趣, 促使其更好地参与报告。

3.3 不良事件报告的自愿性值得商榷, 应进一步强化不良事件报告责任

虽然我院不良事件报告制度遵循着自愿性、非惩罚性、保密性等原则, 但不良事件的报告率却相对较低, 初步计算不良事件发现率仅为31.5%, 报告率为13.4%。国外研究[5-6]指出自愿性报告影响医务人员报告的责任感, 不利于激发其主动发现和弥补潜在隐患的积极性。2011 年当时的卫生部发布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暂行规定》将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情况作为重要指标, 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和医院评优指标体系, 各医院依从性普遍较好。借鉴国家报告系统的经验, 笔者认为在医院安全文化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医疗不良事件报告责任,或者采取奖“惩” 并重的办法[7], 明确要求各科室医务人员发现医疗不良事件时, 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上报不良事件不受到惩罚, 但隐瞒不良事件者会根据情节轻重受到惩罚。

3.4 发挥管理者的重要作用, 构建医院公正的安全文化

在不良事件报告的影响因素中, 管理者正确处理错误的态度至关重要[8], 医务人员会因为担心受到上级的责备和处罚或者报告没有得到管理者的关注和解决影响其主动报告。因此, 应发挥管理者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科主任、护士长要积极引导, 对一线医务人员给予鞭策和鼓励[3], 在信任、尊重及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 营造安全文化氛围。成功的医院风险管理系统需要文化的改变, 从惩罚性文化向公正文化(just culture) 转型[9], 并且整个组织的安全文化构建应当从高层管理者发起, 从上至下, 关注系统改进而非个人错误, 使每一个错误成为预防伤害、学习经验、促进安全的机会, 以此推动全体医务人员主动参与到不良事件报告中来, 进而充分发挥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在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保障患者安全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罗丹, 周立, 明星. 医疗不良事件报告影响因素的国外研究现状[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09, 26(6A): 27-29.
[2] Rich Suwanski. Some hospitals lax in reporting errors[N]. Messenger-
Inquirer (Owensboro, KY), 2012-01-12(4).
[3] Evans S M, Berry J G, Smith B J, et al. Attitudes and barriers to
incident reporting: a collaborative hospital study[J]. Qual Saf Health
Care, 2006, 15(1): 39-43.
[4] Mikkelsen T H, Sokolowski I, Olesen F. General practitioners’ attitudes
toward reporting and learning from adverse events: results from
a survey[J]. Scand J Prim Health Care, 2006, 24(1): 27-32.
[5] Karsh B T, Escoto K H, Beasley J W, et al. Toward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medical error reporting system research and design [J].
Applied Ergonomics, 2006, 37(3): 283-295.
[ 6] David C Classen, Roger Resar, Frances Griffin, et al. “ Global
Trigger Tool” shows that adverse events in hospitals may be ten
times greater than previously measured an institute of medicine [J].
Health Affairs, 2011, 30(4): 581-588.
[7] 杜淑英, 黑蕴红. 医疗不良事件报告非处罚性管理理念的更新
[J]. 中国医院, 2011, 15(8): 61-62.
[8] 陈海燕, 刘绍芳. 实施无惩罚措施对护理人员呈报不良事件态度
的影响[J]. 护理学报, 2010, 17(9B): 25-26.
[ 9] Bryan Jeffrey Weinera, Cherri Hobgoodb, Megan A Lewis. The
meaning of justice in safety incident reporting[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8, 66: 40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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